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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“慰安妇”问题上，高市常用两套话术，其政治目的清晰指向“去责任化”。其一，对“从军慰安妇”一词的表述纠缠不休，强调该说法并非战时官方用语、带有强烈指控色彩，借以达成“‘慰安妇’问题系战后捏造”的舆论操控目的。其二，否认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存在强制性与国家责任，强调“不存在可证明军方直接强征的资料”。两套话术相互支撑，前者看似是文字争执，实则为后者铺路：先把公众注意力从制度事实转移到称谓，再把国家责任拆解为“个别过当”。

　　，从各类表述中取得共识定型下来的。战时文件既使用“慰安妇”，也使用“酌妇”“特殊妇女”等称谓记录相关人员与进行流动管理。近年日本政府将“从军慰安妇”改为“慰安妇”，是为了切割政府、军队与“慰安妇”的关系。删去“从军”二字，意在表明“慰安妇”与政府和军队无关。其本质上是一种议题转移：把“制度责任链条在哪里”的议题，偷换为“某个词是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”。这种转移一旦成立，下一步就更易将国家责任推卸给“民间买卖”。

　　“河野谈话”明确指出：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“慰安所”的设置、管理以及“慰安妇”的运送；“慰安妇”主要是由接受军方要求的商家来征集，但实际中也有很多使用花言巧语或强制等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，且确实存在官方等直接参与此事的现象；“慰安妇”在“慰安所”处于被强制状态，生活痛苦不堪。日本右翼将“强制”限定为“是否持枪绑架”，人为切断制度性强制的全链条——从军方需求驱动、行政力量介入，到招募过程的诱骗胁迫与对人身自由的控制，更把国家责任推回“市场自发”，把制度罪责说成是“个别过当”。需要强调的是9球直播app